文/郑延益 收听专辑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茨不幸逝世。这是在克莱斯勒、哈西德（Hassid)去世后，本世纪小提琴界最大的损失。

总结海菲茨的一生，的确是传奇的一生。在他那时代，3岁的儿童恐怕连字都不识，他却已开始拉琴；6岁公开演奏门德尔松，9岁拉帕格尼尼，12岁已名扬世界。从16岁卡内基大厅登台开始，实际上他就成了小提琴界的霸主（除克莱斯勒外），至今整整70年，仍然无人与争。他追求完美（Perfectionism)，不但演奏，录唱片几乎从来不出丝毫差错已经近乎“超人”（inhuman)，而且也不允许别人出差错，因而导致一生没听见他有一个真正亲近的人（包括他的两位妻子和儿女）。连好好先生，他的法兰克奏鸣曲合奏者鲁宾斯坦，谈及他的为人时，也大摇其头；他另一拍档,也是他的崇拜者,当世最杰出的中提琴家普里姆罗斯,也因被他指责因拉不准,及另一小事,被迫和他散伙。在台上,不管听众如何热烈鼓掌,他一次又一次地谢幕,却始终冷冰冰一张脸孔,不肯显露一丝笑容,说:“听众是来听我演奏音乐的,不是来看我笑的。”他要求最高的报酬，最优越的条件，斤斤计较，寸步不让。阿克赛罗德博士（Axelrod)为了给他写传记，反而搞到几乎打官司，后来总算和解了。他对人对事，是如此苛求，以致他的经理人蔡平（Chapin)说：”他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人。”“高出不胜寒”，海菲茨就是这样孤独寂寞，终其一生。大概他唯一真正亲近的伴侣、知音，就是他的琴了。有一次，在满意地演奏之后，在观众狂热的掌声下，他回到了休息室，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拥抱在等候着的妻子，而是亲吻他的琴！蔡平在旁边，看了为之目瞪口呆！也就是说，对海菲茨而言，除了他自己，就是琴、就是音乐，就是他的第二生命！ (更多…)

文/蒋国男 收听专辑
他们的歌曲一再地被后来的艺人翻唱，他们不仅是70年代全世界最成功的团体，更是热门音乐史上唯一在全球商业销售方面超越披头士的合唱团。

1999年，伦敦西区的音乐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出全新的作品，造成了空前的轰动。命名为「Mamma Mia」的这出音乐剧，是利用曾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红极一时的「阿巴」合唱团（ABBA）当年的许多首畅销名曲改编而成的，也让这支已经解散多年的团体再度成为话题。事实上，尽管他们早已在1982年宣告解散，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始终畅销。不但
他们的歌曲一再地被后来的艺人翻唱，除了音乐剧之外，1995年著名的电影「妙丽的春宵」（Muriel’s Wedding）也用他们为题材，描述一个寂寞的澳洲女郎借着ABBA的音乐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不仅是70年代全世界最成功的团体，更是热门音乐史上唯一在全球商业销售方面超越披头的合唱团。他们从唱片销售所得到的收益，使得他们比瑞典最有名的「国宝」–富豪汽车公司，都还要更富有。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团体呢？ (更多…)

　　回顾她的一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无庸置疑的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她演唱的歌曲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她以妙不可言的邓式唱腔和完美的演唱技巧，带领人们走进真、善、美的艺术境界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十亿个掌声依然如故，人们由衷地喜爱她，难忘她，怀念她。下面请收看凤凰卫视拍摄的纪录片《何日君再来——邓丽君十周年祭》，通过该片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她的音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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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先勇
人们所熟知的白先勇，一是作为台湾知名的小说散文家，二是作为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然而此次，他却携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而来，他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昆曲，他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最美的艺术。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买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壁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侯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断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宝，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更多…)

Pink Floyd《Dark Side of the Moon》—史诗摇滚发烧
文/爱地人 收听专辑

《Dark Side of the Moon》可以算是Pink Floyd第二次辉煌的起点，而上一次还要追溯到在1967年由前任团长Syd Barrett领衔创造的《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这一次，他们则是在第二任团长Roger Waters的引领下，在超越前任的迷幻性、实验性、抽象性的基础上，全新树立了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摇滚史诗新风格，也让他们从此后真正步入大师级的殿堂。

《Dark Side of the Monn》是一张由六首歌曲和四首效果音乐组合而成的概念专辑。其音乐技巧上的繁复很容易就会让菜鸟歌迷深深体会到什么才叫扑朔迷离，什么才叫举目无亲。外太空的幻梦感总是随乐而舞，尤其是在吉它效果器音效的开发上，Pink Floyd更是极尽科学之能事，频频用回授、延迟、合声等效果，无限放大出摇滚乐及摇滚吉它演奏的最大可能性。但事实上，这张专辑却并不仅仅是一张用科技效果和纯理性的演奏技巧来炫耀声响效果的唱片，虽然它同时也是一张发烧唱片，并且是流行、摇滚类唱片屈指可数被TAS杂志重点推荐的器材测试大碟。但它能成为摇滚史上伟大杰作的真正原因，却不仅仅是它让一只只珍贵的人耳朵着了火，而是它让一代又一代的乐迷在宛如迷宫的音乐氛围中，感受到灵魂被震撼、思想被烧着了的痛感。《Breathe》里茫然与信念间的挣扎、《Time》里对光阴虚度的自省精神、《Us and Me》里由反战引出的生活思考，还有《Money》用点钞机的点钞声赤裸裸的对拜金主义的抨击和嘲讽，这些种种诗人才有的敏感、哲人才有的思辩，其实才是这张专辑真正的音乐魂魄，也是它能够传世的最重要根本。 (更多…)

文/JON PARELES 译/Keen 收听专辑

首先他是个神童，然后他是个天才，再接着他成了一个怪胎。事实上，Michael Jackson一直都有点三者全占的意思。他的怪异，以及他压倒一切的音乐天赋，是让流行潮流的观察家们始终对他着迷的原因——从他的事业攀升至世界的巅峰到垮塌进偏执和自怜之时。尽管Jackson跳动的舞步和不断重塑的脸庞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成为了不可磨灭的形象，但他所有的二元性——既男又女、既大人又小孩、既羞怯又狂妄、既脆弱又狂暴——，仅在他的音乐之中就完全收录。在他的嗓音里，绝望和脆弱与他的运筹帷幄一样清晰可辨。

Jackson加入他的哥哥们组成的家族演唱团时，才五岁。很快，他就成为了该乐队的主唱歌手。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大人般的小孩。尽管他是在用童声演唱，但他的舞蹈却似成人的踢踏舞者，唱的R&B/福音音调则像极了Sam Cooke、James Brown、Ray Charles和Stevie Wonder。

Jackson在摩城唱片时代最好的作品，毫无疑问就是那些他和Jackson 5乐队一起演唱的曲目：比如《I Want You Back》、《ABC》和《The Love You Save》，这些歌曲都是摩城用来瞄准青少年市场的作品。

1971-1975年，当他的嗓音从孩童时代的女式高音转变为现在雌雄同体式的高音时，Jackson勇敢地去演唱任何摩城制作团队要他唱的歌曲：很多都是翻唱，像《Rockin’ Robin”》和烦忧的《Ain’t No Sunshine》，以及一些二流的摩城原创作品，大多都是孤独的爱情苦诉和疯言傻语——这些东西在后来的Jackson专辑里都该算凑数之作。当然，古怪发生了：《Ben》成为了Jackson的大红单曲，这是一首唱给宠物老鼠的情歌。

但Jackson从摩城那里受益良多。当他第一张Epic旗下的个人专辑《Off the Wall》发行后，他变得势不可挡。尽管该专辑发布于1979年，那时候迪斯科热潮已经散去，但《Off the Wall》还是有把握地捕捉到了那些闪光的舞池瞬间，而没有停滞不前。因为Jackson和制作人Quincy Jones跟随着的是70年代窜生飞快的放克音乐，而不是被简单化的迪斯科。然后他们把迪斯科的弦音和Jackson飘渺的嗓音搅拌在一起，就像拿铁咖啡里冒泡的牛奶。

建立在Jackson嗓音之上的自创歌曲，是专辑里最放克的作品；它们同样也有着最狂热的歌词和山雨欲来的味道。而Tim Bahler创作的《She’s Out of My Life》则成为了Jackson更优质情歌的范本：流畅、绵延、和谐，既在崩溃的边缘，又能泰然自若。当这张专辑随着最后一首歌结束时，Jackson已经证明了自己。

然后，他用《Thriller》加倍了他的野心，也加倍了他的听众。带着从《Off the Wall》里延续而来的灵感（和重复），Jackson几乎追求到了所有他可以想象得到的流行拥护者：舞者、摇滚歌手、情人们、孩子们、家长们。Paul McCartney和他合唱了一曲，Eddie Van Halen和他合作了另一曲。Jackson如今已准备好超越舞池，演唱起雄心壮志（《Wanna Be Startin’ Somethin’》）、帮派斗争（《Beat It》）、亲子官司（《Billie Jean》）、诱人巡游（《Human Nature》）和原始恐惧（《Thriller》），同时奏出了不可抗拒的低音部。 (更多…)

文/ Keen
据香港媒体报道，迈克尔-杰克逊(MJ)的演唱会门票前日(英国时间3月13日)于伦敦正式公开发售。演唱会加场至50场，所有门票于4个半小时内全部售完，平均每秒售出11张。(新浪娱乐讯 北京时间3月15日)
“我会表演我的歌迷想要听到的歌曲。就这样了，这是最后的谢幕。”

(迈克尔-杰克逊伦敦演出广告片)

2009年3月5日，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伦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又抑制不住激动。他挥舞着拳头，向台下声嘶力竭呐喊着的7000名歌迷和350位记者打出“V”字手势。黑色的长发，标志的军装，瘦削的身体，一副遮住大半张脸的墨镜，还是那款经典的造型和架势。 (更多…)

文/古柯碱

“世界因你而改变，因为你是象牙和黄金所造，你嘴唇的曲线将重写历史。”
—Oscar Wilde

火红的短发，长长的假睫毛，莹亮的眼影，紧身而中性的服饰，五彩斑斓的高跟鞋。这不是某夜总会上的劲舞女郎，也不是怀疑有各种不明倾向的地下club的宠物宝贝，而是70年代的伦敦街头最普遍而时髦的装扮。这一切如旋风奇迹般的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风头最劲时这种被称为华丽摇滚（Glam Rock）的音乐风格带动了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身后底蕴的大陆，仿佛幼童偶然得到了一个华丽女郎的化妆包，从里面拿出各种颜色的唇膏、眼影在充斥着学术和历史的沉闷气息的欧洲脸上不知深浅的涂上了午夜浓妆。将这片大陆上的少女少男变的中性，更中性，华丽，更华丽，当Marc Bolan宣布世界上有一种叫做Glam Rock的音乐风格诞生之后，这种音乐和她背后所附带着的一系列的行为、穿戴甚至性取向深深影响了70年代的年轻人，并将这种影响延伸到了之后的PUNK音乐、哥特音乐、金属音乐甚至远播到日本成就了视觉系摇滚乐和至今风靡的cosplay运动。 (更多…)

文/古柯碱 《新周刊》 2007年第01期

哥特音乐敌视正统性道德和宗教信仰；歌颂黑暗，攻击人性，赞美死亡；呈现出病态，忧郁，舒缓而神经质的气质并将死亡上升为最高程度的审美。

　　伴随着哥特这一德国古民族的铁蹄一起席卷欧洲的，还有尖顶、高穹顶的哥特建筑以及宣扬黑暗文明的哥特文学。它们最终被欧洲文明所容纳，并成功地将这朵流着黑色浆汁的美丽花朵嫁接在自己璀璨悠久的历史之上，唯独哥特音乐被逐渐边缘化。
　　
　　1970年代，不列颠群岛上爆发了一场由年轻人领导的、打着“Killing the Queen”旗号颠覆传统文化的朋克运动。藉由这场运动，哥特音乐再次萌发了枝芽。
　　
　　哥特音乐源流考

　　哥特音乐流行于英国的“异教徒”中，具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敌视正统性道德和宗教信仰；歌颂黑暗，人性的阴暗面和死亡的美丽；音乐上尽管含有电声效果和舞蹈节拍，但整体上则展现出病态、忧郁、舒缓而神经质的气质；强调小调和声，空旷、单调的旋律和递缓的节奏；形象上，乐队和乐迷都将死亡上升为一种审美观念：蕾丝边衬衣，黑色皮衣裤，黑色眼影，苍白的化妆油彩，维多利亚式造型，中世纪服饰，宗教服饰统统成为了“哥特人”的最爱。 (更多…)

【按】影片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然而这部影片对架起中国和世界桥梁的作用大大超越了奥斯卡小金人的重要性。
文/唐若甫

　　1979年6月，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走访北京和上海，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琴房的小窗口，他看到学生们在勤奋地练琴，不禁感慨道：“这每一扇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

　　1981年，斯特恩的中国之行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教育界的现状。正是斯特恩的此番努力，这部影片使世界看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与希望。

　　影片获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然而这部影片对架起中国和世界桥梁的作用大大超越了奥斯卡小金人的重要性。影片中三位为斯特恩演奏的分别是小提琴徐惟玲、大提琴王健和钢琴潘淳。王健后来经过斯特恩的提携，于1985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30年后已经成了世界顶尖的大提琴家，古典音乐唱片第一品牌DG旗下屈指可数的华人独家签约艺术家；徐惟玲则是中国最出色的女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和音乐厅的舞台上；潘淳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书育人，继续着斯特恩未竟的事业。

　　而斯特恩也在不经意间，担当了中国现代音乐界教父和先知的角色。

　　斯特恩在美国古典音乐界有着雄厚人脉与极大影响力。1965年斯特恩担任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AICF)主席，资助了大量的年轻演奏家。他所提携的青年犹太演奏家包括中提琴家平查斯·祖克曼、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钢琴家艾曼纽埃尔·艾克斯、小提琴家施罗默·敏茨、钢琴家叶芬·布郎夫曼等人，但也包括不少华裔。除上述三位外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和小提琴家林昭亮等。

　　犹太裔的斯特恩绝不仅仅是一个小提琴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之所以有如此呼风唤雨的能力，来自于他与肯尼迪总统相当亲密的私交。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