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涛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但凡提及唱片，鲜有不知上海百代者。民国时代最大规模的唱片企业是百代公司；最负盛名的唱片乃是百代唱片。百代这个品牌所蕴涵的意义，远远超出唱片本身；它既民国时代斑斓多彩的城市生活中的一面，也是社会时尚、流行文化在声音上的具现。百代沉浮中，也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起落。
上海百代公司的创始者为法国人E.Labansat，中文译为乐浜生（亦有译为“乐班萨”者）。19世纪90年代末，他远渡重洋来沪，起初境况颇为潦倒。屡经周折后，乐浜生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沿街设摊播放唱片，此时已是20世纪初叶了。
乐浜生的摊点位于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设摊的具体年份、以及最初的甘苦等，已无从知晓。但生意兴隆这一点却可以肯定。数年内，乐浜生不仅藉此安身立命，还积聚了一笔资金，从而为日后继续扩展事业打下了基础。1908年，乐浜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最初称为“柏德洋行”，后于1910年4月改称百代公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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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彤
许多三四十岁的人，都曾经把歌手罗大佑当成“偶像”，而今年五十三岁的罗大佑，在音乐上却一直有着一个偶像，他就是人称一代歌仙的作曲家陈歌辛。
2004年12月31日，罗大佑在首都体育场的“围炉演唱会”上，深情唱起一首来自陈歌辛的老歌——《永远的微笑》。
2006年，陈钢随东南电视台到台湾录制一场大型演出，演出的前一天深夜，罗大佑来到陈钢住处，他跟陈钢商量，要加一段即兴的互动节目。
舞台上，唱完《童年》的罗大佑，又唱了《蔷薇处处开》、《初恋女》、《凤凰于飞》、《恭喜恭喜》等几首老歌的片段。罗大佑问观众，“你们熟悉这些歌吗？它们都是陈歌辛先生的作品，下面我请陈歌辛先生的公子陈钢跟我一起演出！”在雷动的掌声中，陈钢弹着一架白色的钢琴徐徐升到舞台中央，合作了那首《永远的微笑》。
打动罗大佑的那首《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写给妻子金娇丽的。陈钢说，那是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这首歌短到只有六句，却直抒胸臆缠绵真挚，或许正是这种情绪打动了罗大佑。
其实被陈歌辛打动的，又岂止罗大佑一个。
导演王家卫也是陈歌辛的一个“铁杆粉丝”。他那部优雅的《花样年华》深深地打上了陈歌辛的印记。在电影《花样年华》讲述完那段凄美迷离的爱情故事后，片尾响起了周璇的原音，老唱片吱吱作响，将电影的怀旧情怀推向“化境”。 (更多…)
文/张晓舟
村上春树当然是小资教父，但当看到他在说“虽然我出生在战后，但还是觉得对战争、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有责任”，村上迷不免还会感到吃惊：原来村上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
陈升当然也被当做小资教父，但当他将他的20年回顾演唱会定名为《我们怎么了》，并在抨击陈水扁、布什的同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超烂的时代负有责任，小资们才明白升哥不只是来带领他们一起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
在一年一度的“台北跨年演唱会暨二十年回顾演唱会”之前，陈升借《城市画报》9周年庆典之机在广州先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这仅仅是20年来他在内地第二次开个人音乐会，上一次是在上海。陈升此次携“恨情歌”乐队首先还是满足了歌迷的情歌瘾和怀旧癖，唱的绝大多数是耳熟能详的老歌—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升式情歌”，除了《恨情歌》这首没唱，该唱的似乎都唱了。
但我是觉得缺了点什么。陈升只是再一次展示了自己为人熟知的那一面—对男女情感体贴入微，对世间万物把酒当歌—然而还有另一个少为人知的陈升。或许他应该出一张B-side歌辑，或者出一张《Another side of bobby Chen》，从中你看到的将不再是夏日的海滩，而是茫茫黑夜的高速公路—何止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那是把悲愤留给自己。那个愤怒的、挣扎的、反抗的陈升，不知不觉被人们淡忘了，被人们用“升式情歌”消解掉了。
“恨情歌”指的固然是关于“恨情”的歌，但也不妨理解为“恨”情歌，泛滥的情歌始终是流行音乐最大的招牌，但是一个“恨”字，多少显露出陈升儿女情长之外的反骨，一旦触及到恨，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美学，自会别有深意。你想象不到陈升还有这样的歌：“像个八流的国民，脸上带着一流的忧郁”（《17号省道》）、“死神放弃的中国街，弥漫着晚唐一样的颓废”（《瘟疫》），在愤怒的《伦敦废人区》中，他宣布，“下辈子没准是个庞克，但是打死也不说英语”。然而陈升的英语唱得很地道，在《晚安母亲》中，他以英语唱出撕心裂肺的悲情布鲁斯，配以沉静的念白，我个人最喜欢的陈升作品正是这首《晚安母亲》，而陈升最出色的唱片，我认为也是没有这首歌的《思念人的屋》。《晚安母亲》的光彩容易被《思念人的屋》这样的升式情歌掩盖，而如果陈升不说，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为9·21台湾大地震而作。将陈升的《晚安母亲》和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放在一起听，会发现一流的歌手纵有千般差异，却总是拥有同样的一流的情怀。 (更多…)
文/骥江叟 收听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只要喜欢音乐，恐怕很少不知道陈歌辛其人的。音乐家陈歌辛在三十年代被人誉为音乐才子，四十年代被人赞为歌仙，五十年代初则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陈歌辛一生创作歌曲近200首，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恭喜，恭喜》、《夜上海》、《小小洞房》、《初恋女》、《凤凰于飞》等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而他的《春之消息》组歌及《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歌，则在抗日战争时期风行一时，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
陈歌辛原名昌寿，1914年9月19日生于上海，其祖父为印度贵族，祖母是杭州人，祖父婚后便定居上海。陈歌辛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便博览群书，专研音乐和诗歌，尤其爱采集民歌。故在他创作的歌曲中，常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厚风情。
陈歌辛长得漂亮，隆准的鼻梁，雪白的皮肤，中等偏高的身材，配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秀目，讲话时面带笑容，富有共鸣的男高音，操着流畅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抑扬顿错，谈吐风雅，十分迷人。无怪他的学生们说，听陈老师讲课，真是如沐春风。周璇也曾在五十年代初说：“听陈先生讲话，感到是一种享受；唱陈先生的作品，感到十分的贴心。”
改名歌辛
陈歌辛少年时，曾师从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随弗氏学音乐基础理论及声乐、钢琴、作曲、指挥。但学习时间不长，以后的成就全靠他自己坚持不懈地勤学苦练。他喜爱民歌，几乎所有浦东的田歌、车水号子、打谷号子、打夯号子……他都能高声唱出来，他后来为学生讲课时，往往开宗明义第一课遍说：“……音乐发源于劳动，田歌、山歌、劳动号子等，便是最朴实真诚的音乐。我的作曲便是师法劳动号子与民歌，因此不能‘数典忘祖’，我们必须为辛苦的大众而歌。……”有学生提问：“那么先生的名字由昌寿而改歌辛，道理也正在于此吗？”陈歌辛颌首微笑。 (更多…)
文/雪舟近山 收听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有五大歌后——金嗓子周璇（1920-1957）、银嗓子姚莉（1922- ）、一代妖姬白光（1920-1999）、低音歌后吴莺音（1922- ）、张露（1930- ），又有七大歌星之说——周璇、白虹（1919-1992）、白光、龚秋霞（1918-2004）、姚莉、李香兰（1920- ）、吴莺音。后一说法更为合理，无论是年纪、资历还是歌艺，李香兰、白虹、龚秋霞（另一位银嗓子）都比张露更应排入这一序列。
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第一代歌手，她们与美声乐坛第一代艺术家周小燕（1918- ）、郎毓秀（1918- ）、张权（1919- ）属于同时代人，惟李香兰艺术造诣能与周、郎相当，而远逊于张权。但在专业圈子外的名声和影响，流行歌者们要大得太多，此亦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别。高雅之风罕值其人，便是如今声乐专业修习人员中，知道张权之名者，亦远少于周、郭（淑珍）等人，然幽兰高菊，馨香自持，知音虽少，终有敬其高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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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台湾乐坛由于版权法的不健全，很多唱片公司可以随意翻版国外的唱片，真正投资本土音乐的人在当时少之又少。６０年代初，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并管制台语歌谣，使得本土音乐发展归于停滞的边缘。年轻一代已日益习惯于聆听外来旋律，本土文化的印记已经渐渐在外来文化面前磨灭殆尽。６０年代末期，台湾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词曲刨作者，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奴与左宏元。他们对于本土原创作品的关注和努力，在当时倍受音乐界的瞩目。本土创作上的起步，带动了一批歌手的发展，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崔苔菁都是当年风光一时的歌手。此外像当时集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刘家昌更是备受歌迷们的喜爱。《云河》、《月满西楼》、《爱的路上千万里》均是当时深植人心的佳作。
(民歌嘉年华会 永远的未央歌演唱会）
虽然本土创作有了起色，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无所突破。灯红酒绿、浪子心声、酒廓怨妇仍然是当时创作的主题。所以在无奈之余，７０年代初乐坛上依旧流行翻唱西洋歌曲风，像黄露仪（黄莺莺）、苏芮均是当年翻唱中的佼佼者。
１９７６年的冬天，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一次演唱会上，向观众席上投掷可口可乐，并激愤地喊出唱自己的歌。很多的人以此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同年，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以其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国语乐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作品在词方面，大量采用了当年颇受欢迎的现代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为了能更突出作品的现代感，杨弦借鉴了大量的西洋乐器在作品中，并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国语作品陈旧的刻板主题，使得作品更加简单平实、朗朗上口，融汇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这些作品当时通过在各大民歌餐厅演唱，深受歌迷们的喜爱。
１９７６年，杨弦、胡德夫、李双泽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新作发布会。会上所推出的几首新作均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也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所实行的戒严令，任何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束缚与责难。专辑推出后，虽然受到了歌迷们的肯定，但同时也受到了许多音乐保守人士的指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争论风潮。当时各大报刊乃至学校纷纷举办各项活动，来探讨这种被杨弦标榜为中国现代民歌的音乐风潮。有人甚至指出：这种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对原有音乐的创新。对于这场七十年代中期的音乐风潮而言，杨弦是一个开始，在他的影晌下有更多的对音乐抱有责任感的青年，纷纷投身于民歌的创作中，涌现出了侯德健、罗大佑、叶佳修等一大批极为出色的音乐人。
真正使得民歌在社会大众中蔚然成风的，恐帕还要归功于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０年所举办的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１９７７年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青年歌谣大赛在台北诞生，从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加之新格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金韵奖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运动的波及面。愈演愈烈的民歌创作风，在当时的校园中尤为突出：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它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南坪晚钟》等歌曲，都曾在校园中风靡一时。 (更多…)
文/张霞 收听专辑
“《永远的微笑》是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当年唱的时候，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高、拉着母亲的裙角过马路，现在，我母亲垂垂老矣，我牵着她手过马路时还会唱起，她的眼睛里还闪烁着幸福的回忆泪光。”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工作室中，陈钢先生给记者讲述着这首父亲陈歌辛为母亲所写的歌曲，这位浪漫的音乐人回忆父亲在上个世纪的创作时，又何尝不是迸发出难以言表的激情？
当年香港乐坛才子黄霑问陈钢，你的《梁祝》是古典音乐学院派，你父亲却是流行音乐的鼻祖，你们两人是怎么个关系？陈钢回答说，我父亲说，应该听世界上所有的好音乐，无论是交响乐、流行乐或是先锋派，“你们不知道我父亲古典音乐的造诣有多高，他是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当年有很多犹太人在上海，其中就有父亲的音乐老师……他不仅写词，还是散文家，通晓几国语言，是全才”。陈钢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就是《用三只耳朵听音乐》，父亲的好友丁聪老先生为他画了长着三只耳朵的漫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钢更是从未忘记过父亲和上海老歌。
谁在误读上海老歌
当中国唱片花费了四年时间、耗巨资整理出版了20张CD的《上海老歌》专辑时，陈钢流露出些许的欣慰，“这个工作我们早就应该做了，但一直都没有做”。
多年前“中唱”曾在“小红楼”举办过一场座谈会，探讨如何纪念中国唱片的百年，“在整个中国唱片的百年历史上，兰心大剧院、中国交响乐等都是这百年中的标志”。但这些上海往昔的骄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即便是当年的百代唱片公司，办公楼如今只剩“小红楼”，它所曾拥有远东最大的录音棚也因为修建地铁而被拆除，“梅兰芳、傅全香和我父亲都曾在这里录唱片，包括我后来录《梁祝》都是在这里”，这个历史见证现在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城市绿地。
上海老歌不仅几乎要被人们忘掉，更是“一直被误读”。
1947年拍摄的电影《夜上海》有两首经典老歌，“《夜上海》和《花样的年华》，都是我父亲写的”。歌曲的第一段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度过了青春……”，人们却总是只从第一段歌词开始，“扩大并扭曲了老歌”。“这是旧上海的现实写照，但是，你为什么不看第二段和第三段呢？为了生活的无奈以及期望换个新环境的心声”。 (更多…)
文/灵子
交工乐队的闻名，起源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台湾美浓反水库运动。
美浓位于台湾南部，以农业为主，种烟草、稻米，辅有养殖业，当地人口多为客家人。1992年，台湾政府为解决南台湾水源缺乏及未来发展需要等问题，计划花费1100亿元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
当地人士经考察论证认为，水库兴建处地质有严重断层，容易造成淤积。兴建水库不但将破坏生态，还会危及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他们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成员以年轻知识分子与返乡大学生为主，并组织到立法院递交请愿书。
1994年4月，水库兴建预算曾一度被立法院删除，但在1998年，当时的行政院长萧万长径自宣布于当年8月动工兴建美浓水库。反水库人士群情激愤，相约于5月成立“美浓反水库大联盟”，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联盟在1999年5月得知国民党将强势动员党籍立委表决通过水库兴建预算时，紧急发动乡亲分三批北上立法院，在立法院门口跪求立委切勿翻案。
正是在这时，交工乐队积极投身反水库运动，成为“或激励、或娱乐、或安慰”的必要因素。
主唱和曲作者林生祥正是美浓人，此前在大学时期曾组乐队“观子音乐坑”。1998年，林生祥服完兵役回家，深刻感受到家乡的情势，决心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在次年年初成立交工乐队，以反水库运动的各个层面为歌词内容，将音乐作为促进运动发展的必要部分。 (更多…)
文/李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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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崔健为亚运募捐义演巡回到了武汉，在电台做节目时一个女生打进来电话，说：我要同台跟你唱一首歌，你敢不敢？老崔说：有什么不敢，来吧！
这个女生就是今天的小娟，大名王秀娟，中南财经大学财经系学生。
1991年，小娟中途辍学到了北京，成了波希米亚流浪艺人。她在《摇滚北京Ⅱ》里唱自己词曲的无伴奏歌曲《美丽的魂魄》，在《第一直觉》中与民谣分子一起民谣、唱何力的《鸽子泪滴在伤口上》，“摇滚另类拼盘”中有她与子曰一起戏曲摇滚的《白皮书》……名声不大的小娟，在北京音乐圈却有口碑：很纯、很干净的嗓音，让她不自觉地扮演着仙女的角色。
16年声音历程，恩雅就像小娟的魂儿，早几年特别强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变得越来越淡，直到今年推出《如风往事》，不飙唱功、不设仙境，恩雅已经淡得看不见了。
这是件大好事。仙女没什么好扮演的，恩雅更不用当。发烧界、通俗美声界一贯推崇的天籁，早已经没有任何创造，只是一味重复的复制品。
《如风往事》是小娟第一张专辑，是一张发烧碟。多年来，这是第一张让我觉得发烧制作参与了创造的专辑：精密、细微、高解像力的电子管话筒和录音技术，让小娟发现了一种极轻的唱法。她近在你耳边，对你一个人唱。你听得到歌手的呼吸，听得到她口齿的轻碰、拖音到结尾时微妙之极的转音。小娟小心翼翼地轻触着每一个词的咬音和发声，其小心、真心就像初恋的少女，第一次轻触爱人的头发、眼睛、脸、嘴唇。人声还原得很真，小娟唱得很真。“山谷里的居民”配上巴西风格的木吉他、原声鼓、冷派萨克斯管，使它又有点像一张巴西民谣专辑，因为这个缘故，已经有人称小娟为“中国的小野丽莎”。
小娟不是“中国的小野丽莎”，那很傻。她是武汉女人。等你有了超过十年的武汉生活经验，你就会知道：武汉女人不媚雅，随性，不装，很真。自然、简朴和真实，才是这些歌曲的灵魂。小娟不可能去做小野丽莎。
但由于是发烧线上下来的产品，这张唱片确实还带着发烧的症状。做翻唱不做原创，即为发烧症状之一。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有一大把的原创作品不用，偏去作那些港台旧曲，发烧烧得够执著。歌页中的文案大多可笑，关于发烧和怀旧，简直胡话连篇。但有几句说得极好：“用原创的理解去翻唱……翻唱的最高礼遇是原创一样的对待”，“歌唱是为了生命里不能缺失的声音，……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是的，本该如此。对歌唱来说，这是真理；对这张唱片来说，这是小娟做到了的事实。
“山谷里的居民”是三个人，小娟(木吉他、主唱)、黎强(木吉他、合音、编曲)、于宙(打击乐、合音、口琴)。其中，小娟和黎强是夫妻，于宙是好友。他们的配合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关爱的氛围，慢慢地弥散开来；小娟唱别人的歌，她的歌声里有她自己的爱情。
爱情，小娟的爱情。这才是这张唱片最动人的地方，音符中写满了爱，让人感觉到爱、感觉到幸福。它无言地证明了我们时代的一个艰难命题：动荡时世，依然可以保有安宁，在宁静中享受人生的无穷欢乐。
来源：南都周刊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184,50,884,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