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被这首乐曲震撼，他曾向一位演员朋友提到，他将写一篇以此曲为题的杀妻者的独白，并请这位朋友朗诵。后来他真的写了这篇轰动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的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还被当局禁止出版
伦敦时报专栏：戴莉的随想曲
跟小提琴手何聪谈起《克莱采奏鸣曲》（Kreutzer Sonata)，这是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 – 1827)所作的10首小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其中的第九首。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以此为名。这首乐曲和这篇小说，有怎样的渊源，而用同一个标题呢？
我还是在上中学的时期，一位女同学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神秘兮兮的向我推荐《克莱采朔拿大》（Kreutzer Sonata)，我记得当时的书名是这样翻译的。出于好奇，向她借来看，这是一个由婚姻，性爱，人性，夫妻间矛盾冲突而引发的悲剧。里面有很多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作者对细腻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独具匠心。 (更多…)
伦敦时报专栏：戴莉的随想曲
巴洛克时期（Baroque）的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 1678–1741)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The Four Seasons（Le quattro stagioni），是演出和播放率最高的古典乐曲之一，录音的版本更是古典音乐唱片之最，堪称古典音乐中的流行曲。鲜明的主题，形象，特色的乐句让人一听难忘，是古典乐迷们珍爱的恩品，也是初入门者的必听曲目之一。
威尼斯– 迷人的水乡，除了美术中产生了著名的威尼斯画派外，也是欧洲的音乐中心。因维瓦尔第之名，更成为音乐名城。1687年维瓦尔第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圣马可教堂乐团的小提琴手。维瓦尔第十岁就已经参加教堂乐团的演奏了。
1703年，年轻的维瓦尔第在教堂任职神父，由于一头红发，绰号为“红发神父”(“The Red Priest”)。他是威尼斯慈爱院的提琴教师，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慕名千里迢迢而来，只为听他演奏一曲。
他一生写了约500首协奏曲，70多首奏鸣曲，还有歌剧，神剧，弥撒曲等作品。由于他本人擅长演奏小提琴，他的小提琴作品都具有相当的难度。高把位的演奏技巧，丰富了小提琴音乐的发展。 (更多…)
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弗里茨·克莱斯勒（1875-1962）是一位白发苍苍、蓄着一缕胡须、颜色庄重的老艺术家。可是，在他演奏的全盛时代，他是举世瞩目的超级明星，一场克莱斯勒独奏音乐会简直称得上是一件盛事。和喜剧明星卓别林和魔术大师霍迪尼一样，克莱斯勒在公众心目中是传奇般的人物。难怪布鲁诺·瓦尔特说：”克莱斯勒不是在演奏小提琴，他简直就是小提琴的化身。”
1875年2月2日，克莱斯勒诞生在维也纳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家里。他父亲对人文科学有着广博的兴趣和精到的见解。当时维也纳有识之士常常到他家聚会，西格孟德·弗洛伊德是他家的座上客。阿图尔·施纳贝尔家与他家毗邻而居。克莱斯勒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7岁时，他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从师小赫尔梅斯贝格学习小提琴，在安东·布鲁克纳班上学习初步乐理，是该院历史上入学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在该院学习三年，1885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荣获金牌奖。接着转到巴黎音乐学院从师著名教授马萨尔进修。马萨尔写信告诉克莱斯勒的父亲：”我教过维尼亚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但是小弗里茨一定会成为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克莱斯勒非常感激他的这位老师，多年后，他还得意地告诉别人：”我想马萨尔是蛮喜欢我的，因为我拉琴颇有点维尼亚夫斯基的派头。”他同时还跟德利布学习作曲。两年后，年仅12岁，他参加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比赛，在4O名比他年长的竞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第一名，荣获罗马大奖。
(克莱斯勒：爱之忧伤与爱之欢乐 小提琴独奏 约夏·贝尔)
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不久，13岁的克莱斯勒偕同钢琴家莫里茨·罗森塔尔赴美演出。于1888年11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美国首演，第二天晚上在纽约斯坦威大厅演奏了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评论界表示了审慎的赞赏。在经过大约半年的美国巡回演出之后，克莱斯勒回到维也纳，在医科大学预科读了两年，然后又去巴黎和罗马学习美术、雕塑和艺术史。广泛的学习涉猎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培养了对文学艺术终生不懈的爱好，还能够流利地讲数种现代欧洲语言，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原文经典。他虽然兴趣广泛，过着多少有几分像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但仍念念不忘和维也纳的艺术圈子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勃拉姆斯、胡戈·沃尔夫、阿诺尔德·勋伯格这些音乐家交流艺术见解。1895年克莱斯勒服了一年的义务兵役，复员后，决定重返乐坛。”因为我拉小提琴，我才是克莱斯勒，我坚信这一点。”克莱斯勒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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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美国学者说：《中国花鼓》用小提琴和钢琴营造出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用西洋作曲技法和乐器来表现中国风情，听来别具韵味。是西洋作曲家采用中国题材的经典之作。
文/戴莉
历史上有一些西方音乐家创作了中国题材的音乐。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根据《中国笛》里所提到的唐诗而创作了《大地之歌》。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的歌剧《图兰朵》是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再算上伟大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1840-1893）的《胡桃夹子》里有一首《茶的中国舞曲》 。
（中国花鼓(Tambourin Chinois) 小提琴独奏 文格洛夫）
要说真正有地道中国味道的，首推美籍奥地利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的《中国花鼓》（Tambourin Chinois)，而他创作这首乐曲的时候，还从来没到过中国。
当他在三藩市（San Francisco）旅行的时候，途经唐人街，被当地华人表演的中国音乐所吸引。他记住了这些乐句，创作了这首锣鼓喧天，充满欢庆节日气氛的，中国味道极浓的小提琴独奏曲。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它是出自一位西方音乐家之手。 (更多…)
就历史地位而言，这部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事业上的转折点，作曲家将它视为自己创作生涯的里程碑，其重要性可比之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文/李峥
“……充满悲剧性张力的第五交响 曲，呈现出宏伟的展望和哲学的探索。”——这是当年《真理报》对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评价。这首交响曲具有简单而宏伟的 风格，和令人瞩目的快乐结局，因而立刻受到了热烈欢迎，也使身处重压之中的曲作者得到暂时的喘息。
（穆拉文斯基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D小调）
关于《第五交响曲》的创作， 还得追溯到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这部歌剧展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戏剧才华，可以肯定，若不是斯大林掌权，年轻的作曲家 或许会将自己的追求更多投入到戏剧创作的领域。1934年1月22日，歌剧在列宁格勒首演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盛演不衰。然而苏联官方并不赞同这部 歌剧，不幸终于在1936年1月发生了，斯大林亲临歌剧院观赏之后，《真理报》便以《混沌代替了音乐》为标题，对歌剧展开了批判，文章称：“……这部歌剧的不和谐音 与混沌杂乱之声就如同洪水泛滥的音响，……声嘶力竭的喊叫代替了歌唱，……热情激昂竟由喧闹的音乐来表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趋势对苏维埃音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斯大林本人而言，他更关心歌剧的内容，正是剧中对于卧室情景的描写，以及一些挑逗情欲的音乐，激怒了斯大林。 (更多…)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有“捷克民族音乐之父”之称，他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同时，他也是最爱祖国美丽的大自然的人。他曾经一度被迫流亡国外、那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能望见那可爱的群山么？……我的伟大的祖国哟，再见。我愿长眠在你的脚下，你那神圣之土。交响诗《我的祖国Ma Vlast》就是斯美塔那把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用音乐来表达的。
文/沈石
第一乐章：维谢赫拉德(Vysehrad)
斯美塔那：古代游吟诗人的诗琴声构成了乐曲的引子，它使人想起捷克诸王公的这一京都城堡往昔的宏伟与显赫，想起骑士们在这一城堡及其周围的比武和争战，还想起这城堡的陷落和倾覆。最后又响起游吟诗人的歌声，乐曲在这悲壮的音调中结束。这里有欢乐的军号和罐鼓声，骑士们挥舞着白刃为迎接胜利的争战而操练，群集的战士们的盔甲映着太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整个维谢赫拉德震荡着庄严的颂歌和胜利的欢呼。
维谢赫拉德是捷克历史上一座古城堡的名字，是传说中第一个捷克王国所在地，位于伏尔塔瓦河畔。它象征着捷克人民古代光荣斗争的历史。这首交响诗的内容，用一个代表维谢赫拉德的史诗主题集中体现，整个乐章具有纪念的礼赞的性质，犹如全部套曲庄严宏伟的序幕。
乐曲开始，先由两架竖琴奏出主题动机，这就是拿着拨弦乐器的游吟诗人的形象，随后主题由法国号和木管乐器接奏，音色更加饱满厚实，小号和定音鼓间插出现暗示主题的勇武含义。接着弦乐器以徐缓的速度奏出维谢赫拉德宽阔的主题，并引人一段高潮，音色更加明朗高昂，诗人叙述的幻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回顾祖国的过去使人感到激奋和骄傲。
（《我的祖国》 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 柏林爱乐 卡拉扬指挥）
这个基本主题描述了古代唱诗者弹着竖琴歌唱维谢赫拉德历史传说的情景。这一主题经各种乐器不同组合的演奏逐渐扩展并达到强大的高潮。接着音乐描绘了中世纪城堡中骑士们的格斗与大规模会战的激烈场景。用基本主题的一个动机以构成急速的赋格段来表达这一段的内容。原来主题所特有的明朗而安然的特点消失了，音调变成激动的呼喊，随后出现的军号声和乐队短促有力的和弦，描绘出比武和战斗的情景。接着出现一个具有歌唱性的，充满纯斯拉夫式的宽广和真挚的新主题，像民间史诗曲调那样平和安然。这个抒情的主题在军号合奏和从维谢赫拉德主题转化出来的一些更加接近朗诵调的激动呼喊的策励之下进入高潮，逐步发展成一支胜利和凯旋的颂歌。接着音乐逐渐安静下来，单簧管奏出抒情的旋律以表示故事结束了。人们只知道这个城堡存在于远古，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毁坏。在这废墟之上，我们只能听到其实早已消失的游吟诗人的琴声的一些回响。最后，庄严的维谢赫拉德主题再度出现并逐渐减弱，结束在竖琴的音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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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鲍元恺 (原载《人民音乐》1983年2月号)
从1800年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问世，到1899年勋伯格的《净化之夜》和德彪西的《夜曲三首》完成，这整整一个世纪，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运动从萌芽，发展，到走向顶端并出现转折的一个世纪。
在这个社会充满动荡，艺术不断变革的世纪里，一大批才气横溢的音乐家集合在浪漫主义的大旗下，以空前的热忱和勇气，为实现浪漫主义的艺术理想而奋斗不懈。他们以各自的显赫成就为这一运动增辉，形成了音乐史上群星灿烂的年代。
杰出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和戏剧作家里查·瓦格纳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艺术天才。他在这个世纪的中期，以十足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不断开拓艺术新路，终于通过他所创造的“乐剧”把浪漫主义音乐艺术从各方面推向顶端，从而完满地实现了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理想，并孕育了下一个世纪纷纭繁复的音乐现象。
1813年5月21日，瓦格纳出生于德国莱比锡。瓦格纳从小热爱文学、戏剧和历史，并且学习过钢琴。他下决心献身于音乐的念头是1828年他十五岁的时候，在莱比锡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后产生的。从此，贝多芬这位浪漫主义音乐的先驱便成了瓦格纳的终身楷模。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对瓦格纳毕生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崇综合艺术的重要依据。他认为这部交响乐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音乐的出路——和文学再度结合，借助文字的确定含义。他说：“亿万人民，拥抱起来”这段音乐为歌词所丰富，并完成了一种性格化的确定的表情。我们从瓦格纳的“乐剧”中随时都可以看到贝多芬这部交响乐的影子。难怪1872年在瓦格纳艺术理想的象征——拜洛伊特剧院的奠基仪式上，他要亲自指挥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了。
瓦格纳最初的三部歌剧，是《婚礼》《魔女》和《禁恋》。从有关资料上知道，它们不过是当时盛行的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歌剧的翻版。他所采用的传统的歌剧表现手法(段落分明的咏叹调、重唱、合唱，歌谣体的抒情性旋律和表现声乐技巧的装饰性旋律，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管弦乐伴奏，等等)正是他日后歌剧改革的矛头所向。
（《瓦格纳序曲集》1\唐豪瑟2\黎恩济3\诸神的黄昏4\纽伦堡的名歌手）
1842年10月，瓦格纳二十九岁。他的第四部歌剧《黎恩济》(完成于1840年)在德累斯顿首演大获成功。第二年，瓦格纳却拿出了一部使观众大为扫兴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黎恩济》的成功，靠的是迎合观众趣味的表面效果(厮打、大火、舞蹈、堂皇的布景)和没完没了的讨人喜欢的进行曲。而《飘泊的荷兰人》却是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瓦格纳没有沿着自己第一次取得的表面成功的道路走下去。他来了个急转弯，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不为当时观众所理解的创造德国新歌剧的探索之路。 (更多…)
《假声男高音的荣耀》是一套特别的专辑，虽然只是许多假声男高音曾在Virgin唱片公司留下的录音合辑，但专辑中的收录涵盖了老中青三代重要假声歌手，可以一次听到这么多假声男高音的艺术，乐趣无穷。最珍贵的是，当中还收录了史上最后一位阉伶的歌声，又让此专辑多了一个非听不可的理由。
必需去势的阉伶是时代的产物，其辉煌时代在十八世纪，虽然随着时代演进，不再具有主流地位，阉伶却一直存在于世，直到1903年11月新教宗庇护十世颁布正式函令，教堂中凡女高音和女低音声部只能由男孩担任，阉伶才正式被终结，而梵谛岗西斯汀教堂诗班最后一位阉伶莫瑞席（Alessandro Moreschi，1858- 1922），也成为历史最后的见证人。莫瑞席有幸参与到留声机时代，留下珍贵的录音，此专辑中我们竟然听到他的歌声，套一句音乐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的评语，听起来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栗，音色既非男亦非女，流泻出诡异、悲切、控诉似的音质」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借着莫瑞席的歌声认识阉伶的艺术。
阉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假声男高音，同样是男唱女声，假声男高音可免除去势的不人道。二次大战后，经过假声男高音戴勒（Alfred Deller，1912-1979）的努力，世人再次正视假声男高音的艺术。因此，戴勒被视为现代假声男高音的祖师爷，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我们透过这张专辑，能够见识到他声音转折的圆润。戴勒之后，最重要的假声男高音是雅克伯斯（René Jacobs），雅克伯斯的声音并不完美也不讨好，也不是唱什么都很精采，但他唱德国的教会音乐独树一格，自有一种清修教士的气质，在此专辑中，就可以听到他唱的巴赫清唱剧咏叹调 。现在的雅克伯斯转任指挥，成就非凡（注：2007 MUZIK唱片大奖就是他指挥的《唐乔望尼》），我们却难 以再听到他感人的歌声。鲍曼（James Bowman）也是老一辈的重要歌手，他的音色虽然浓郁却不够清晰，但光凭其参与过数量众多的巴洛克歌剧或神剧的录音，成就应被记上一笔。
青壮辈的舒尔（Andreas Scholl）与丹尼尔斯（David Daniels）大概是录制过最多个人专辑的假声男高音了。舒尔拥有饱满却剔透的声音，自然而不造做。丹尼尔斯技巧不算顶好，他的高音域并不宽裕，声音的中心有点空洞。专辑中收录的青壮辈重要歌手还有钱斯（Michael Chance），他的音色偏暗，但自有其庄严优雅之处。蓝斯涅（Gerard Lesne）的声音美艳而富于活力。千万别忽略为电影《绝代艳姬》幕后配唱的李瑞金（Derek Lee Ragin），他清新脱俗的歌声能让心灵沉静。
（Philippe Jaroussky – Max Emanuel Cencic Duetti ）
新生代歌手最红的是来自法国的雅洛斯基（Philippe Jaroussky），他拥有具爆发力的高音与收放自如的花腔，可惜低音较虚。来自美国的札佐（Lawrence Zazzo）凭着出色的技巧与抒情的音色快速窜起，也是不可忽略的新星。但整套专辑最令人惊艳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参齐兹（Max Emanuel Cencic），跟他相比，其他歌手都略逊一筹，参齐兹从小在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就是担任独唱台柱，不仅拥有亮丽的高音，更有完美无缺的低音，当然，浑厚坚实音色更是基本功，无须待言，以他的实力，早晚会窜到天王。
上文透过巴赫、莫札特两位古典乐派作曲家，介绍了西方文化从启示、恩典走向理性、道德的趋势。它犹如巴别塔愈盖愈高，根基却渐渐腐蚀。下文介绍十九世纪之后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以情感取代理性。
文/曾劭恺
《一》
创世记十一章记载，人类的祖先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建造了一座通天巨塔。布鲁格尔（Pieter Bruegel）1563年的名画《巴别塔》，以讽刺手法勾勒出人类试图建立自主性、与上帝恩典割离的后果。画中的巨塔酷似罗马竞技场，左面雄伟而富丽，有一群人在观赏；但这群人所看不见的右面，却朽坏破烂。可笑的是，这座塔的顶端已经快要完工，但根基还没建好，却无人理会。这幅画预言了十六世纪之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本文将以几位划时代的作曲家为指标，描述这段巴别塔的故事。
西方文化巴别塔的起源：唯名论
近代文化中，自然与恩典、理性与启示的割离，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唯名论（Nominalism）。拉斐尔1509-1510年的名画《雅典学派》，左边老人手指着天，右边年轻人则手掌张开向下，此二人即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他们是在辩论「共相」（universals）与「殊相」（particulars）之间的关系。1
柏拉图认为，共相的本体是独立于殊相而存在的；如果没有恒常不变的普遍形式（form），个别的事物就无法存在。所以，图中他指着天，强调真实而超越的形式界。但亚里斯多德却将手掌张开向下，表示普遍的形式是藉由具体的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如果没有殊相，共相就无法存在。 中世纪的唯名论，将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推到极端，认为所谓的「共相」根本没有实质意义，只是语言的产物而已；真实存在的，只有个别的具体事物。因此，唯名论否定了普遍形式的意义。此一的基本立场暗示，具体可见的世界是独立自主地存在的，不需要倚靠任何超越的形式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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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伍维曦
在德国浪漫主义音乐辉煌的历史长廊中，有一个每每被遗忘的身影，他没有李斯特式的华丽动人、风流倜傥，不像瓦格纳风靡一时、被人奉为圭臬，也不如勃拉姆斯深沉忧郁、博大精深，但他的作品也曾因优雅流畅的旋律、细腻辉煌的技巧和独具魅力的个人风格赢得了广大19世纪下半叶听众的心，却也不像小约翰·施特劳斯那样纯然是一位流行音乐家，依然保持着严肃、深刻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位作曲家便是马克斯·布鲁赫（Max Bruch，1838-1920），时至今日，尽管他对许多爱乐者已显得陌生（常常有人把他和另一位更晚的欧内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混为一人），音乐史中对他的叙述也不超过数页（在许多通史上甚至看不到），但他的一些作品仍然让人耳熟能详。人们每每在哼唱这些熟悉的歌调、陶醉于优美的气氛时，忘却了他的名字。
生平与时代
布鲁赫是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比才、德沃夏克和格里格的同时代人。他于1838年生于德国科隆一个警官家庭，从小从业余歌唱家的母亲那里学习音乐。自幼天资特异的布鲁赫年仅11岁就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作品”——《E大调七重奏》。14岁那年，他因获得法兰克福的莫扎特基金会奖而崭露头角，20岁时根据歌德的诗歌《玩笑、诡计和报复》创作了第一部歌剧，并在科隆当地上演。随后，年青的作曲家前往莱比锡这一从门德尔松时代开始就成为德国音乐中心的城市，后者的音乐风格对布鲁赫其后的创作影响极深。1862-1864年，他在德国另一城市曼海姆创作了他的成名作——歌剧《罗莱拉》，这部取材于有关莱茵河女妖的民间传说的舞台作品在1860年代后期曾经一度风行；但在1870年他根据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而作的另一部歌剧《赫米奥内》在柏林上演失败后，布鲁赫再未涉足这一领域。和《罗莱拉》大约同时诞生的康塔塔《伏里施乔夫》（Frithjof）也十分有名，以致长期以来他在德国被视为一位优秀的合唱作曲家。
1865-1867年，布鲁赫担任德国科布棱茨宫廷的乐长，在此创作了他最为人所知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并与当时第一流的小提琴家如大卫、约阿希姆、萨拉萨蒂等人结下了深厚的交谊。受到这些演奏家的影响与启发，布鲁赫后来又为小提琴写作了大量作品，但除了《苏格兰幻想曲》之外不幸大都被遗忘了（他的三部交响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从1870年代后期开始，布鲁赫先后在柏林、利物浦、布雷斯劳等地担任乐队指挥。这一时期的清唱剧《奥德修斯》、《钟之歌》、《阿基留斯》和《摩西》因为迎合了德国统一后的民族情绪而受到欢迎，但在德国之外却鲜有听众。从1890年起，他一直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教授作曲达20余年。这一时期，布鲁赫培养了不少学生（其中包括20世纪重要的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姆斯和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并作为出色的音乐教师享有大名（1893年获颁剑桥大学音乐博士头衔），然而他和新德意志乐派在创作观念上的冲突和个人恩怨方面的纠葛以及勃拉姆斯巨大的影响力却使他远离了浪漫主义音乐的主流视野，作为作曲家的成就逐渐被遗忘（虽然他一直坚持创作，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出了《A小调弦乐五重奏》）。1920年，布鲁赫以82岁高龄去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纷乱的柏林。 (更多…)